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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丨吕飞飞:我们庄严地认为,如果我们不参加改革便只能改良

新三届2018-06-30 19:51:42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作者简介


作者摄于1979年


吕飞飞,1954年出生于山西太原。1973年高中毕业后到太原郊区马庄插队,1976年回城在省物资局仓库当搬运工人。1978年考入太原师专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在中专教书27年。曾先后在《中华散文》《山西文学》等刊物上发表文章。1999年出版个人散文集《我像一只被咬的苹果》(中国文联出版社)。

原题

怀念师专 

 


        太原师专有一座古色古香的洋楼,是我们在那里上学时的教学楼。那楼建于20世纪初,却颇有西方哥特式建筑的风格,怎么看都像“巴黎圣母院”。第一次见到它,我真以为能碰到雨果。

 

        从校门外看,围墙特别高,足有四五米;下半截用砖砌了两米,上半截却排列着密密的石柱,石柱间空隙很小,一律灰蒙蒙的颜色,所以单看这围墙就觉得古怪。但最古怪的还是里边这座“巴黎圣母院”,它古老陈旧洋味十足,它庄重肃穆阴沉不语。它只有两层,却有现在的三层楼高。中央部分下边是楼门上边为方正的钟楼,钟楼非常好看,四周还有类似西欧中世纪的城堡修饰。全部门窗为欧式,窗户外沿有装饰味极浓的修饰,像一个人穿了华贵的外套并绣了花边。


        如果盯着这高高的钟楼看一会儿,就觉得“钟楼怪人”卡西莫多会露脸,他在上边来回跳跃攀援,给我们看不见的埃丝美拉达摘花儿。整个楼房的窗户都长且高,楼门和窗的框顶还设计了太阳放光的框式。楼身到处体现着欧洲古老的建筑意志,它坚定地向我们慢射着不可轻视的光芒。

 

        进楼上楼,楼栏杆像胖墩墩的西洋矮花瓶。二楼的楼梯口有一大块空阔地,给人无限的遐想余地,以为这儿曾举行过盛大的舞会。那些三人才可合抱的石柱后,说不定会闪出一队身着黑白两色长裙,手举手眼镜儿的外国老处女,她们昂着万分高贵的头,用极端挑剔的目光审视着到会者;然后,滔滔不绝的法语,会从她们刻薄的唇上急速淌出。那舞会盛况空前,能见到有鲸鱼骨作撑的大裙在飞舞,黑色的燕尾服游刃有余地在大裙子中穿梭。极优美的情愫在整个楼道里膨胀穿行弥漫荡漾;那优雅的舞曲和着典雅的芬芳,许多年后仍能从砖缝墙皮中渗出。

 

        楼里的教室都很大,即使六十多个学生也装不满。后边空出一大片空地儿,同学们可在这里排演节目或学跳舞。老师在这里上课显然费劲,因为声音出去反射不回来。地板是木质的,踩在上边人很有弹性,它不能显示现在却能表明从前的高贵。教室的门框依旧是太阳光芒的图案,可惜是透明的玻璃,如果换上五颜六色,可能更合乎其建筑风格,同时会产生迷幻的光彩。

 

        整个楼的窗户颇多,就连毗邻楼道的墙也有大窗。数了数,我们教室竟有九扇窗两扇门,室内因而隔音条件不好;其他班一下课,我们班里便听不到老师说话。但光线非常明亮,因为有三扇东窗;每天上午总是阳光灿烂温暖光明,同学们总打瞌睡。整座楼的墙都很厚,窗台也低,下课后我们常把枣红色的窗台当板凳,拿本书看着外边,怡然自得。

 

        通向楼后有两道极阴暗的楼梯,是窄窄的黑黑的通道,楼梯是木质的,上去下来人都悠悠颤颤的。下晚自习从这里走,常听到它阴沉的响动,充满了阴险的恶意,让人总是怀疑身后有什么人出现。扭头看去,似乎还真能看见教士打扮的人跟在身后,他们如野山林中黑色的雾青色的蛇,在空寂幽暗的楼道里,自上而下地逶迤。他们手拿青铜蜡烛台,烛光从下往上照,使得鼻子的上部和额头出现较大阴影,而白多黑少的眼睛更让人万分恐怖。他们与我相互对视让我毛骨悚然。之后,他们会嘟哝一句拉丁语,轻轻地像鬼魂那样无声无息逝去,只留下陈年的霉味儿在空气中一点点飘散,还有依稀可见一波一波的花纹,与汉代出土的云霞织锦图案极为相似。

 

        站在师专的“巴黎圣母院”里常常浮想连篇。我想象它落成时在太原一定是大事情。一个平面古老破旧墨守成规城池,突然间有了立体的东西,高耸起这样身姿新颖相貌出众的楼房,那盛况肯定空前。只是那年月离我们太远,以我们微薄的想象力无法想得更真切。

 

        但,我却知道现在,知道属于我们的1978年,知道我们在这一年来到师专,认识了我们的“巴黎圣母院”。

 

1974年11月在插队时参加冬季建设大寨田的工地上宣传,快板词为作者创作。其中开篇词为“说马庄道马庄,马庄的事全在我肚里装。马庄地处东山下,风起沙飞黄茫茫。”作者为立者最后一名

 

        我们这一代人经过太多的时间来等待苦难过去,这等待差点儿耗尽了我们那一丁点儿可怜的青春。我们太想改变自己,我们不想继续当工人做农民,不想再去端盘子理发铸铁翻砂,也不想在野外架电线或是当小学老师,我们觉得我们能做更高更好的事。我们想上高台阶,我们想有一个机会,假如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我们会对国家有更大贡献。

 

        原以为这是梦想,但竟然让我们等到,因为师专向我们敞开了怀抱。

 

        很多年后,我们都会想起我们和师专一起怎样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在度过了比西伯利亚的严冬还要严酷的冬天之后,我们的国度总算有了春的消息。我们屏住呼吸,按纳住心的悸动,眼看着春天怎样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

 

        因为年轻,也因为文革造就了对政治的敏感,我们很容易感觉到国家的新脉搏,它在转弯时带给我们年轻人的欢乐与欣喜,难以用语言表达。在师专的日子,正是我们目睹春天来临的日子。原以为那些被一次次政治运动冻结的永冻地带永远没有解冻的可能,可在春的威逼下,它们极不情愿地被融化着,并且融化了。所有的河流都在解冻,大地舒心地伸着四肢,“咿咿嗬嗬”地歌唱。

 

        那时我明白一个道理:有了自由,才有希望。

 

        大概能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活着的可能,离我们不会太远。人们从此再也不用被迫交待什么问题,不用一说话就警惕地先关门窗,不用写了日记东藏西藏怕被人翻去,不用被迫去洗脑去接受违反常理的歪理,不用因为说了一句什么话而被专政,而且还可以坦然地摆出自己观点想法。一切的一切,突然宽松到让人怀疑的地步。

 

        从入校就赶上了现在把它叫做“第二次思想解放”的运动,而我们也是积极参加运动的人。那时我们有个“通病”,就是“引诱”老师讲“反动”话,他若不小心“上钩”,那我们真是快意无比。我们故意把一些敏感问题扔给老师让他解答,并且努力牵着他的鼻子不允许绕弯儿,逼迫他说出明摆着但目前还不到时候所以也不能说出的答案。


        经过数次运动的老师当然不是傻瓜,对于这些问题仍像过去一样绕道而行,或吞吞吐吐,或采取只让你意会他却绝不言传的办法。可台下的学生觉得不尽兴,起哄着引诱着要他说明白,老师被逼无奈只得停下,说明为什么目前不能说出的理由。但同学们不听,怪笑怪叫继续起哄,而当他被逼无奈终于点破时,大家便给予掌声鼓励。这时老师则无奈地苦笑着说,看来你们是非逼我当“反革命”不可!同学们则用快乐而善意的哄笑来回答。这时台上台下便有一种解脱的快感,快感着终于到了不以言治罪的年月。


  在那段姹紫嫣红的春日里,最先领受到春天的我们,不知该如何享用这突然降临而又来之不易的自由。像一个长年挨饿的饥汉,一旦坐到宴席前反而不知所措。


  自由在空气里可以自由呼吸,自由在言论中可以自由交锋,自由在思想里可以信马由缰。


  于是在这座古色古香的“巴黎圣母院”里,就有了各式各样的讨论会,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思想论战。过于激烈的锋芒有时让老师都觉得后生可畏,而我们之中的更先进者还觉得不过瘾,还要接受更新的思潮和更加叛逆的思想。


  每当新思潮出现,我们不假思索地爱上它并为它欢呼,就像过去在戏园子里为那些名角儿捧戏一样。那时节我们特别爱听广播,每天早晨醒来只要打开半导体,就会带给我们绝对剌激的消息,这些消息常常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我们从中得到一个信号,我们又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看问题了!而被恩准今后能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是多大一个幸福?


  为了庆祝社会国家的进步,我们开会,开大会开小会,为英雄喝彩也为英雄致哀,唱《祝酒歌》,还写各种各样的文章,为后人也树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风范。


  而作为我们新思想的后盾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当时全国的大气候,尤其是那个时期的文学,是它们源源不断为我们提供着新的一切。比如《爱,是不能忘记的》《公开的情书》《思念你,桦林》《一个冬天的童话》等等等等。它们的作者在这其中向我们抛撒了多少反叛与出格?岩浆一样的灼热情怀,好不容易找到时代的突破口,又有我们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栽在其中,便为时代潮流增加了十二分热闹。


        那些杂志传着看我们还嫌不够,还要摘录,还要组织讨论,还要打得不可开交后请老师做裁判。我们庄严地认为,这改革离了我们肯定玩不转,如果我们不参加改革便只能改良,如果我们不振臂,社会将再次陷入泥浆。我们不知道国家将往哪里走,可我们都想奋力推。可是到毕业后才发现:我们对社会大声疾呼,社会却从不理睬我们。这让我们想起来非常伤心。


  但,没有年轻与幼稚,就没有可爱。


  我记得我们是有过长长一段可爱。那就是我们曾办过一份杂志,名为《清溪》。当年办这份杂志的主要同学,除我之外后来都弄了一份编辑做着。


  记得是1979年的一个春夜,正上晚自习,胡晓青拿了一堆纸稿走我桌前,他说他想办一份油印杂志,想邀我做《清溪》的美编。我被他的大胆而感动,因为在那个时代想做这样的事,连我都觉得是异想天开。但还是满口应承,跟着他做。因此而结识和了解了一批人,他们大多是《清溪》的积极支持者。有张晓芒、张秉正、李晋雄、张立刚、韩铁马、郑建文、韩胜利、安宏等人。


  第一期出版时,教我们“当代文学”的郑老师还给我们写了祝贺的话,很是热情洋溢。那插图和封面以及版面版式设计一直由我来做,刻印则由张秉正,胡晓青主要负责组稿和编稿,所有工作都由同学们自行操办。里边的稿子今天想起来挺幼稚,有些想法不太成熟,但温度非常高,充满着年轻人的狂热甚至狂妄。记得有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只缺戏剧。至今想起那确实是一件愉快的事,因为一堆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拱在一起,光是斗嘴皮子,那带来的快乐也让人回味无穷。当时师专整个校园里,也只有我们文四班办过这么一份“可爱”。至今,那些杂志我仍完好无缺地保存着,是为纪念那段“可爱时光”。


  有段时间我们不仅上课在“巴黎圣母院”,就是宿舍也安在这里。晚上熄灯后楼道里特别黑,伸手不见五指。那时复映片不少,所有同学都非常喜爱,常出去看。有天去看《王子复仇记》,散场后已是半夜一点,但看电影后的喜悦刺激着我们,依旧张牙舞爪大呼小叫。回到学校走进楼里发现漆黑一片,刚才的疯狂全变成战战兢兢,几个女同学手拉手摸着黑向前,却怎么也摸不到宿舍的门。


        正在这时不知是谁在身后学着电影里的声音说,哈姆莱特,我……是……你……父亲的……幽灵!那声音在空阔黑暗的楼道里造成一种极恐怖的效果,大家静了一下,接着便是“哇”地一声,鬼哭狼嚎着半天安静不下来。直到其他宿舍的人从门里伸出头来向我们哟喝:这么晚了吵什么?怎么这么不自觉!


  年轻人在一起非常愉快,全班学生年龄不一,自然按年龄分成群伙。但不论是谁,所有的人都爱玩儿。滑冰游泳看电影玩儿名胜古迹,上天入地尽我们所能,也因此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有次去晋阳湖游泳,我差点没淹死,多亏我的小同桌王红武和一个不相识的人搭救。灭顶之灾这个成语我可能体会最深。


  最早知道台湾有个歌星叫邓丽君也是从王红武那里。王红武比我小六七岁,接受新东西比我快。太原市刚流行录音机他便买了一部,砖头式的,他用这块“砖”听邓丽君。初听邓丽君的歌,我吓一跳,因为怎么听都是电影里坏人出现时的背景音乐,我们一直叫作靡靡之音。因而想象邓丽君也一定是个烫着头抹着口红抽着香烟的妖里妖气的交际花。


  跟我的小同桌王红武还是学了不少新东西,跳舞就是跟他学会的。王红武人非常厚道,与人交往不会斗心眼儿,属于没心没肺的那种,才和我一座儿时,整天“姐姐姐姐”地乱叫。冷不防杀出这么一个弟弟,既别扭又难为情,便告他别乱喊。谁知王红武正色道,你比我姐还大两岁,叫你不应该吗?


  有天早晨王红武没来上课,虽说他平时爱迟到,但课很少误。直到后两节课时他才来,还穿了一件军大衣。没等我问,他神秘地坐下对我说,今天我掉进迎泽湖里了。以为他在开玩笑,不爱听。他说,真的,今天早晨我和几个同学一早去迎泽公园滑冰,谁知桥洞下的冰冻得不结实,滑到那儿冰上一下子塌了个洞,幸好水不深,齐腰。但那个冷,剌骨。


        我拼命往上爬,可越着急越爬不上来,穿着冰鞋又不灵便,一伸腿冰就塌,可是折腾了一会儿。衣服全湿透了,没把我冻死,硬撑着跑回来,毛衣毛裤全在宿舍的暖气上烤着。钻到被窝里暖和了两节课才缓过来。你看,这不是我穿着秋衣秋裤来上课了吗。我低头一看,果然两条腿穿的是秋裤。后来,一想起他这事便觉着乐。


  王红武爱极了跳舞,一跳便疯,有的是力气,跟他跳得有好身体,否则光是转圈儿就得被他转晕过去。他脾气又好,女同学谁不会跳都会喊他,来王红武,带咱转转。


  在师专我知道了流行歌。开头是《祝酒歌》,接着便是《雪绒花》《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太阳岛上》《雪白的羽毛寄深情》《吐鲁番的萄葡熟了》等等。广播电台也开始播送西洋歌和流行音乐,以后只要听到那时的曲子,师专的日子立刻一页一页在眼前飞舞。


  师专的同学文艺人才颇多,记得数学系的一位男同学每年元旦联欢都要独唱《祝酒歌》,每次一张嘴就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还有一个男同学在舞台上一口气转了58圈儿,以至于我们认为他一停下准会跌倒。有个叫林丹诗的女同学,唱一首外国抒情歌,我觉得好听死了。文三班一帮小个子男生的合唱,至今想起韵味儿十足。还有我们班的李红邓力的二重唱,也是非常有魅力,可惜当时还没有卡拉OK,同学唱歌常苦于没有伴奏。而我认为最好的节目要属我们班的一出诗歌话剧,上台人马多,演得又好,尤其是男生,化妆之后美丽非凡,惊得满师专的人都说,漂亮小伙子怎么都去了文四班?


  教我们的老师挺多,印象深的有这么几位。


  第一个学期的历史老师,姓王,人长得方方正正,思想颇为解放。有一天上课他突然问,今天早晨听广播了吗?我们正愣怔着,他又说,听到今天早晨新闻联播为天安门广场事件平反了吗?作为一个文科学生,要关心国家大事。接着他发表了他对天安门四五事件的看法,充满着正义和激烈。


  还有教古代诗词的李老先生(名字不记得了),第一节课好像讲的是《精卫填海》,“喙”为“鸟嘴”便是这节课的收获。


  第二位上历史课的老师,四十来岁。有天上课他让大家随便发言讨论,可能是想激发同学们的思考能力,活跃课堂气氛。于是我不知好歹地站起来说,其实秦始皇真不该统一中国,否则,我们中国就和现在的欧洲一样,不也挺好?谁知这个观点在那时简直是大逆不道,所有同学的思想再解放也没有敢对天下大一统表示怀疑。


        我的话像在教室里扔了一颗炸弹,哗然一片。就连那位历史老师也愣了一会儿。同学们当时没有批判我已是很给面子,但私下里想枪毙我的一定大有人在。其实我说这话并没有多想,只是一种逆向性思维的偶然发现。但后来那位历史老师还是给了我几句肯定。去年我偶然看到他,他已是摇晃在阳光下的半身不遂的老人。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姓杨。


  讲现代汉语的马寅生先生,家庭负担好像很重,衣服不太整齐,袖口不洁,像是被家务事儿给累的。但他上课非常认真,作业批改也丁是丁卯是卯。印象深的是他讲人的内部语言,从那时起我才明白,人想事就是用自己的内部语言。


  赵廷鹏老师的课讲得既热闹又玄乎,“文艺理论”和“马列文论”都由他上,每节课他都能拿出他的观点,那观点也较为独特。那时新上映一部日本电影《追捕》,他说这个电影故事较好,因为那是把日本的法律捅了一个大窟隆,许多年回想起来,仍觉得他说得有道理。讲戏剧时他给大家介绍南斯拉夫的反戏剧,我们还是第一次知道世界上竟有反戏剧这种东西。


        赵老师上课有个动作,就是不停地把袖子往里挽,给我的感觉他不是在讲课,而是要去洗头。但赵老师浓重的祁县口音有时妨碍了他的意思表达,比如他说“弗里德兰德”这个名字,就总是说“活里德狼德”,几节课之后我才明白他说的是谁。有次元旦晚会,请他出节目,他给我们唱了段“祁太秧歌”,调挺准,但一句没听懂,因为那歌太原汁原味了。


  班主任赵明也是个人物,人极瘦,架一副眼镜,头发乱蓬蓬的,眼睛半睁着,总睡不醒。他上课爱抽烟,一根接一根,讲桌旁落一堆烟灰。他还爱跳舞,每次舞会他都来,平日里慢条斯礼什么事儿都不着急的人,跳起舞来却是另一种风貌,还挺潇洒。跳舞在那时是新事物,各大学风靡一时,当然也是随思想解放的大潮而来。


        赵老师有时像个小孩儿一样可爱,班里有个女生叫郭兰,郭兰爱吃爱玩儿,有天她正吃着瓜子说什么,赵老师不知什么时候蹲在一边,冷不防向她伸出一只手说,郭兰,给咱点瓜子吧?他的手伸在半空,眼睛还乞盼地望着。郭兰愣了一下,忍着笑给他手心里放了些,他不语,拿了瓜子一颗一颗认真地嗑起来。我惊讶地望着这一幕,觉得有趣极了。


  徐得仁是教我们时间最长的老师,给我们讲“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徐老师胖胖的个子不高,性格很慢,说话有晋北口音,人很温和也很宽容,总是笑眯眯的,有一种亲和力。下课时他总爱坐在第一排和同学们聊天,还爱开玩笑。讲许慎的《说文解字》即汉字的演义过程时,他把那些篆字一笔一画画在黑板上,他画得还真不错,各笔划间搭配合理,让古代文字更加有模有样。有时向他提问,他一时解答不了的,会回家查资料,在下次上课你早把这事忘了时,再郑重其事告诉你。


  沈鼎栋老师年龄较大,听口音像是江浙一带的人。他人非常整洁干净,爱穿一件浅灰色中山装,领口扣得严严实实。他是我心中一位长者,他讲课朴实无华端庄严谨,他是我最敬重的老师之一。他给我们上“古典文学”,最后一课讲的是《红楼梦》。在将要下课时,他最后一次对我们说,不要认为三年就能学好,人要学一辈子。你们要每年读三十部书,认真做读书笔记。你们还能读十几年,到了我这个年龄,什么都记不住了。和同学们相处这么长时间,可能有时要求你们过严,请同学不要记恨,我也是为大家好。最后给大家一句话:认认真真教书,老老实实做人。


  上张谦老师的现代文学非常累,他给我们的资料非常多,我们从坐进教室就马不停蹄地记笔记,但从中可看出他备课的认真。石丽生老师的“外国文学”课较诙谐,他爱拿自己开涮,常引得我们哄堂大笑。讲心理学的刘蕴宽和讲教育学的谢水芬,因为我不喜欢这两门课而错过与他们的交住机会。还有一位女老师叫尤敏,细声细气像只动作优雅的猫。赵卓老师上课嗓门奇大,若想偷懒睡觉都不可能。


  我们班大部分同学都喜欢一位老师,那就是郑波光。他用他的道德人品和治学态度征服了我们。郑老师是福建人,个子不高,眼睛凹下去,脑门凸起来,有着中国东南沿海人的相貌特征。他1960年代厦门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远离故乡的干燥寒冷的山西。他吃过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但奇怪的是他的心始终没有被压垮被污染。他襟怀坦诚,如孩子般的纯真,玻璃似地透明,我们这些学生几乎都能把他看透。


        所以,郑老师在师专是一个“很特别”,怎么看都像是才从火星上回来。他绝对地不识时务,不讲人情世故,整个人像小葱拌豆腐,一青二白。但我们时刻都能感觉到郑老师对我们的爱对事业的爱。在他的纯真善良面前,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个坏人。


  郑老师备课是出了名的认真。当时的文学和时代一样,都处在大变革时期,每天都有新观点新问题新思潮,许多在昨天还算正确的东西,一夜之间就会被颠个个儿;许多东西和问题还没有定论。所以要上好“当代文学”这门课,相当难。但郑老师凭着他比我们年轻人还要激进的思想,凭着课下所做的大量准备工作,使得这门课熠熠生辉。听他讲课我们能想象得出他作过多少阅读和思考,因为他带到课堂上给我们的不仅是别人的材料和观点,而是大量的自己得出的真知灼见。


  郑老师爱激动,每讲到激昂处,他都会站到讲台左边,不由自主努力向上颠一下脚跟,他因此而突然升高半尺。那时我和几个同学爱上他们家坐,整下午地谈,谈思想谈文学谈非常深刻的东西。郑老师的知识面非常宽,无论哪个层面上的东西,他都了解,每次从他那里回来我都感觉到自己的不足,都会再次拼命读书。


  郑老师是个有自己思想的人。从他身上我明白,人若没有思想,便会流入世俗。郑老师人很高尚,他对我们这批学生的影响非常大。


  已经去世的林伯麟老师我也不敢忘记,因为毕业时他两次找到我要我留校。我没有任何背景,参加留校考试我肯定也不是考得最好。但林老师却要我留校,今天想起来都觉得光荣。可惜我不是一个能在紧要关头把握自己的人,机会已经放在手里,我竟稀里糊涂丢了。我不愿留校的主要原因是听说我们留校不能教书,我得知不能教书便婉谢了林老师的好意。林老师后来又说,不留校可以,还有几个好单位,你可以挑。我又谢绝了。最后他问,你为什么非要回那个物资局?而我就是到现在也不明白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回物资局。我从没来没有认为自己比别人强,但林老师如此地看重,让我一生感激。

1979年,作者与师专(78级)文四班全班同学到交城悬中寺、卦山游玩,在北方少见的竹林前拍摄此像


  学文学的人似乎都神经质,包括我在内,常常灵感一来便通宵不睡奋笔抒发。有天晚上一伙同学爬上当时全市最高的正在建筑的云山饭店看夜景,我没去,在教室里晚自习。一会儿,看夜景的同学回来了,可能都被夜景感动,都被灵感袭击得痛苦,如果今晚不释放便活不下去,于是教室里响起一片吟诗声。没多久,仅传到我手里的就有四首之多。有自由体诗、律诗,还有词。这事想起来至今都觉得有趣。但神经质不神经质自己不觉得,外人却看得清。有次一堆同学去李晋雄家吃饭,我们走后晋雄妹妹评价说:学文的连说话都酸溜溜的。不过,世上那些好诗好戏好文章,大概也就全靠这些酸溜溜的神经兮兮的人写。


  我是个思想活跃行动不活跃的人,爱想不爱做是我一生的毛病,因而很多事总处于被动之中。我一生做的最大官,就是在师专被人拉去的。记得文一班一个名叫郭蕴璧的同学,年龄长我好几岁,偶然知道我会画画儿,为工作便利便把我往学生会拉。于是我就稀里糊涂地当了学生代表,还去开全校第一届学代会。结果上了大会又稀里糊涂被人家选进学生会,还当了宣传部长,也不知同学们为什么要选我。那次开会至今想起来感觉到惊心动魄,因为在这次大会上我看到文三班的张元隆大闹学代会,他的演讲至今我都觉得精彩。但他的思想太超前,很多人无法接受。


  从小到大我没做过任何官,对当干部也没兴趣,后来当了学生会的部长也认为不过是让我多干活儿。于是逢年节我便没完没了去出墙报写宣传用的大字。但在学生会里却结识了许多人,这些人都很优秀,比如郭蕴璧、张元隆和郝爱生,还有学数学的阎晓安和戎真理,学外语的归枚刘武德等。从他们身上我学到许多一直寻找却未找到的东西。


  我认为在师专最大的收获不仅是学识,而是众多的优秀分子集合在一起形成的氛围。这种氛围赐予我多少我无法说清,但我有幸享用了这种氛围,并被它熏陶。而各式的优秀者一旦熔为一炉,必然会各自取长补短,派生出更优秀者。


  我听有人这样说,77级和78级的大学生,不管本科专科,都优秀。


  细想何曾不是,文革是个漫长年代,在这漫长的十几年工夫中,社会上不知攒了多少人才,而十几年攒的人才要在短短两年(其实是8个月)之中全部考出,纵观古今中外,这景况何曾有过?所以,能闯过高考线,不优秀就不可能。那两年是全国参加高考人数最多的。据中央电视统计报道,仅仅1978年,全国就有两千几百万考生参加高考。这样算来,我们的脱颖而出,就不仅仅是百里挑一。


  你是你那个时代的优秀者,你就是优秀者。这话不知对否。


  师专三年值得回味的东西太多太多,命运一下把我推进师专,推向这座浪漫的“巴黎圣母院”,又赶上改革的潮流,它给予我的内容就远远超过我的中学生活和插队的日子。也正是在师专,最后奠定了我的思想道德品质,以及我日后的人生观和生存观。


  而沈鼎栋老师最后一堂课留给我们的那句话:认认真真教书,老老实实做人。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


  怀念师专,怀念过去的时代,怀念那些一去不返的日子,那些亲亲切切的事情,那些可敬可爱的老师和同学,还有永远躲藏在我大脑里的不实际的浪漫。但所有这些,都与师专那座“巴黎圣母院”分不开,正是这所“巴黎圣母院”,赐给我好多神神鬼鬼的思想、联想和遐思,盛满了我太多美好或忧伤的日子,并奠定了我今后的人生道路。细想那座神秘美丽的“巴黎圣母院”,也太适合学中文的学生使用,学校真应该把它用作学中文学生的专用楼,也许在这座古香古色的楼里,不久的将来,真会有“雨果级”的作家出现。


        这也是我对师专最真心的祝福。

 

【此文写于2002年,那时并不知师专校园里极富西方建筑风格的“巴黎圣母院”,其实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用庚子赔款为山西建设的“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前身)校舍。在此对这位圣者表示我最大的敬意。】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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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慕冰:我们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

郑忆石:我看到考场赶出去一个作弊者

詹国枢:高考改变了我们全家的命运

高宽众:我考上了政法界“黄埔一期”

侯建刚: 歌乐山下的"西政78级神话"

周大伟: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周大伟:同桌的你,你在天堂还好吗?

林侃:求学之路跌宕起伏梦碎梦圆

袁晞:1978年那个炎热的夏日

明瑞玮: 我被高考撞了一下腰

邓天雄:我的高考一波三折

汪瀰的故事:坎坷求学路

梁志全:那次火车旅行让我茅塞顿开

雷飞志:猪肉、香烟及那年高考

罗新伟:屈辱卑微引导我考上大学

张云坡:夹缝里挤出来的参天大树

高玉民:我们自刻钢板油印出几本英语教材

唐师曾:我在北大的阳光里

张小雪:小学毕业生考入大学的天方夜谭

刘大椿:一张老照片带出的珍贵记忆

陶景洲:我的同学李克强

陶海粟:挑战权威的初生牛犊

陶海粟:“屠夫状元” 任保山

李辉:母校复旦,常在心中

马艺华:睡在我下铺的老兄

马艺华:我在大学收获了人生最完美的礼物

刘海峰:两次高考改变我的命运

高考从单一制走向多元化

徐小平:把人生经历设计成人生财富

王维佳:我被录取到没有填报的政治理论专业

倪瑞杰: 妈妈捎的土特产被舍友分而食之

温时幸:杭大四年, 对"寒窗"一词体会颇深

应亚平:默默自学机会终于降临

王俐:高考第一天我迟到15分钟

陈兴良:我所认识的邱兴隆:其人、其事与其书

刘晓阳:阿阮的被褥床单是全宿舍最整洁的

乔凯华:我们给邓小平写信要求“专升本”

夏春秋:蓦然回首往事并非如烟

杜欣欣:我差点失去信心中途弃考

张建田:团里准备放弃的名额被我争取了

马申,他多要一张试卷把答案誊抄一遍

刘亚谏:录取通知书错了两字投了三条村

夏玉和:走进心目中的大学我跋涉了八年

赵晓明:我家世世代代没有一个识字的人

张晓岚:那一年我差点没有通过政审关

徐瑞清:蜜月里,新娘送我上大学

孟国治:高考那年,从打入另册到跃过龙门

翁大毛:难忘我的高考岁月

复旦数学系77级:在新世界门前

李辉:晒晒我的1977年高考试卷

复旦78级同学黄山巧遇邓小平

舒修:追忆复旦新闻系墙报“前哨”

冯印谱:一个黑五类子女的大学梦

魏达志:艰辛的求学之路

魏景东:一张准考证带来的回忆

吴畏:我的高考,1978

王治平:我的大学时代

吴工圣:我和我们宿舍的七条汉子

吴工圣:一路走来  知恩感恩

陈锡文:人民大学78级报到第一人

管士光:回望来时路

李秋零:机会来了就要抓住

北大教授牛军口述当年高考经历

骆小元追忆上大学:生命复苏,心灵飞扬

张河:我的“自助式”高考复习

庞松:我们共同经历的年代

何平:毕业时黄达老师给我题词

追忆逝水年华:

北大经济系77级点滴回忆

北大中文系77级:

数风流人物,还看当年

海闻:从北大荒到北大到北加州

珊伊:我在北大留学生楼的文化冲击

一张北大旧照片,牵出40年前高考记忆

北大1981:一个口号激励一代人

宋家宏:高考,让我此生与书为伴

徐小平:生命中那盏明灯

周振华:拼搏三年走进心中圣殿

小学毕业的四哥,

连续三年高考成绩过了重点线

谢迪辉: 其实我们学的都是“屠龙术”

曹放:感恩时代的幸运

于泽俊:我的一个同学被父母逼迫退学了

陈中惠:我推迟半年拿到报到通知书

李杜:一张小饭桌送走四个大学生

陈海林:拿到录取通知书前一天,

我在杜甫草堂见到邓小平

段英贤:保存40年的一张准考证

杨鹏程:跨越13年,我参加过两次高考

周林林:老师押中了那年的高考作文题

赵凡:那年16岁,我跳级参加高考

陈平原:再也写不出比“高考作文”

更有影响的文章了

陈海贤:17岁那个炎热的夏天

张效雄:1977年兄妹三人同赴考场

盖生:1978:入学记忆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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